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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9-11-02 13:41   来源:未知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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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全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湖南湘潭人。1893年12月26日生于一个农民家庭。辛亥革命爆发后在起义的新军中当了半年兵。1914~1918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毕业前夕和蔡和森等组织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在湖南创建组织。

  1921年7月,出席中国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1923年,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1924年国共合作后,在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曾在广州任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动讲习所。1926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农动委员会书记。

  1925年冬至1927年春,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思想。

  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在1927年8月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他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到湖南、江西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接着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同朱德领导的起义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他任党代表、前敌委员会书记,朱德任军长。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政权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展武装斗争,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道路。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了阐述。

  1930年5月,写《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同年8月,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任总政治委员。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被选为主席。1933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930年底起,同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战胜了军队的多次“围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领导集团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将排斥于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他们执行不同的战略和政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1934年10月,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长征途中,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确立了以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结束长征。12月,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经过长征到达甘肃境内,先后同红一方面军会师。同年12月,同周恩来等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这成为由内战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时局转换的枢纽。1936年12月,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7年夏,写《实践论》和《矛盾论》。

  抗日战争开始后,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努力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大块的抗日根据地。这些抗日根据地大部分是在华北山区,但也有的是在河北平原和苏北平原。1938年10月,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原则。在抗日战争时 期,他发表《论持久战》、《〈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1942年,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纠正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使全党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为夺取抗日战争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1943年,领导根据地军民开 展生产运动,渡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同年3月,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1945年,主持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大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战略。思想在这次大会上被确定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他从七届一中全会起至1976年逝世为止,一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

  抗日战争胜利后,针对蒋介石企图消灭及其武装力量的现实,他提出“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1945年8月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表明中国争取国内和平的愿望。

  1946年夏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同朱德、周恩来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积极防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同周恩来、任弼时转战陕北,指挥西北战场和全国的解放战争。1947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以他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1949年4月渡长江以后的作战,推翻了政府。1949年3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并作重要报告,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的各项基本政策,号召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7月1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规定了人民共和国的政权的性质及其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0年6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总任务。同年10月,迫于美国军队攻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威胁中国东北部的形势,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进行抗美援朝战争。1950~1952年,在他的领导下,进行了土地改革、反革命和其他民主改革,开展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1953年,按照他的建议,中共中央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有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任职到1959年。

  1956年4月,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个讲话对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接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同年9月,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变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但是这个方针后来没有得到认真的执行,因而导致了以后的一系列指导工作上的错误和 挫折。1957年2月,他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

  同年7月,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1958年,发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主持召开庐山会议。他本想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在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会后在全党 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从1960年冬到1965年,在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初步纠正“”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使国民经济得到比较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在这期间,他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初步纠正了农村工作中和其他方面的“左”的错误。

  但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1963~1965年,发动农村和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50年代开始,他领导中共同苏共领导人奉行的大国主义和干涉、控制中国的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66年,由于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极端的估计,他发动了“”运动,这个运动因受、两个反革命集团操纵而变得特别狂暴,大大超出了他的预计和他的控制,以至延续十年之久,使中国许多方面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在“”中,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他领导了粉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不让、张春桥等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

  在对外政策方面,他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和中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并且开始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

  在他的晚年虽然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不可争论的功绩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仍然受到中国人民的崇敬。中国在他逝世5年以后,对他的全部革命活动和革命思想以中央委员会决议的形式作出了全面的评价。思想作为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仍然是中国的指导思想。他的主要著作收入《选集》(四卷)、《文集》(八卷)。

  (1893~1976):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湖南湘潭人。1893年12月26日生于一个农民家庭。辛亥革命爆发后在起义的新军中当了半年兵。1914~1918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毕业前夕和蔡和森等组织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在湖南创建组织。

  1921年7月,出席中国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1923年,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1924年国共合作后,在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曾在广州任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动讲习所。1926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农动委员会书记。

  1925年冬至1927年春,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思想。

  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在1927年8月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他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到湖南、江西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接着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同朱德领导的起义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他任党代表、前敌委员会书记,朱德任军长。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政权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展武装斗争,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道路。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了阐述。

  1930年5月,写《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同年8月,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任总政治委员。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被选为主席。1933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930年底起,同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战胜了军队的多次“围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领导集团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将排斥于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他们执行不同的战略和政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1934年10月,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长征途中,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确立了以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结束长征。12月,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经过长征到达甘肃境内,先后同红一方面军会师。同年12月,同周恩来等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这成为由内战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时局转换的枢纽。1936年12月,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7年夏,写《实践论》和《矛盾论》。

  抗日战争开始后,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努力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大块的抗日根据地。这些抗日根据地大部分是在华北山区,但也有的是在河北平原和苏北平原。1938年10月,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原则。在抗日战争时 期,他发表《论持久战》、《〈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1942年,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纠正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使全党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为夺取抗日战争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1943年,领导根据地军民开 展生产运动,渡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同年3月,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1945年,主持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大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战略。思想在这次大会上被确定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他从七届一中全会起至1976年逝世为止,一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

  抗日战争胜利后,针对蒋介石企图消灭及其武装力量的现实,他提出“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1945年8月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表明中国争取国内和平的愿望。

  1946年夏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同朱德、周恩来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积极防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同周恩来、任弼时转战陕北,指挥西北战场和全国的解放战争。1947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以他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1949年4月渡长江以后的作战,推翻了政府。1949年3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并作重要报告,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的各项基本政策,号召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7月1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规定了人民共和国的政权的性质及其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0年6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总任务。同年10月,迫于美国军队攻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威胁中国东北部的形势,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进行抗美援朝战争。1950~1952年,在他的领导下,进行了土地改革、反革命和其他民主改革,开展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1953年,按照他的建议,中共中央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有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任职到1959年。

  1956年4月,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个讲话对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接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同年9月,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变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但是这个方针后来没有得到认真的执行,因而导致了以后的一系列指导工作上的错误和 挫折。1957年2月,他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

  同年7月,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1958年,发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主持召开庐山会议。他本想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在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会后在全党 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从1960年冬到1965年,在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初步纠正“”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使国民经济得到比较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在这期间,他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初步纠正了农村工作中和其他方面的“左”的错误。

  但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1963~1965年,发动农村和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50年代开始,他领导中共同苏共领导人奉行的大国主义和干涉、控制中国的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66年,由于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极端的估计,他发动了“”运动,这个运动因受、两个反革命集团操纵而变得特别狂暴,大大超出了他的预计和他的控制,以至延续十年之久,使中国许多方面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在“”中,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他领导了粉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不让、张春桥等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

  在对外政策方面,他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和中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并且开始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 毛主席纪念堂

  在他的晚年虽然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不可争论的功绩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仍然受到中国人民的崇敬。中国在他逝世5年以后,对他的全部革命活动和革命思想以中央委员会决议的形式作出了全面的评价。思想作为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仍然是中国的指导思想。他的主要著作收入《选集》(四卷)、《文集》(八卷)。

  秋,考入湖南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此期间受康有为、梁启超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

  春,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期间,读到同盟会办的《民立报》,受其影响,撰文表示拥护孙中山及同盟会的纲领。

  秋,编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本科第八班。在校期间,受杨昌济等进步教师的影响,成为《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崇拜陈独秀、胡适。

  8月,为组织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第一次到北京。在北京期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得到李大钊等人帮助,开始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影响。

  1919年春,与与母亲文氏、弟弟毛泽民(左二)、毛泽覃在长沙合影。

  7月14日,主编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刊《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7月至8月,连续撰写并发表《民众的大联合》长文。

  10月5日,母亲文氏病逝,闻迅从长沙赶回韶山。8日,在母亲灵前写成《祭母文》。

  1919年11月,与父亲毛贻昌(左二)、堂伯父毛福生(右二)和弟弟毛泽覃在长沙。

  12月,为领导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第二次到北京。在京期间,读到《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

  11月25日,致信罗章龙,提出新民学会,“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12月1日,致信给蔡和森、萧子升和其他在法会友。信中表明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1月1日至3日,同何叔衡、彭璜、周世钊、熊瑾玎等十余人在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召开新民学会会员新年大会。在会上提出新民学会应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赞成用“俄式”方法改造中国。

  7月23日至8月初,同何叔衡作为长沙小组的代表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8月,回长沙,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与何叔衡创办湖南自修大学。

  9月至12月,组织领导粤汉铁路工人、安源路矿工人、长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罢工运动,推动湖南工人运动迅速走向高潮。

  6月,在广州出席中国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并担任中央局秘书。

  9月16日,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并受本部总务部副部长林伯渠的委托,回到长沙,筹建湖南组织。

  3月18日,在广州政治讲习班纪念巴黎公社五十五周年集会上发表讲演,题为《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

  11月,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农动委员会书记。不久到武汉,创办中央农动讲习所。

  1月4日至2月5日,在湖南考察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动。

  1927年3月10日,出席二届三中全会 二排右三为,前排右五为宋庆龄

  4月27日至5月10日,出席中国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会议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

  同日,同宋庆龄等二十二名中央委员联名发表《中央委员宣言》,谴责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国民革命。

  8月7日,出席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到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在去江西铜鼓萧家祠第三团团部途经浏阳张家坊时,被团防局的清乡队抓住,押送途中机智脱险。

  4月,率部在江西宁冈县砻市同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会师。

  5月,担任两支部队合编成的工农革命军(后改称中国红军)第四军党代表、军委书记。

  10月,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决议案,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11月25日,代表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写报告,总结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

  1月,同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至1930年春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6月,出席在龙岩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红军的任务、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等问题的正确意见未被接受,原由中共中央指定他担任的前委书记职务被改选他人担任。会后,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

  9月,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出指示信,肯定了关于红军的行动策略和建设一支坚强的人民革命军队的正确主张。

  12月,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并起草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

  1月,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阐述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

  5月,在江西寻乌作调查;同时撰写《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1月7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未出席会议)。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扶持下进入中央政治局。

  11月1日至5日,在中央苏区党组织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上受到排挤,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

  1931年1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在江西瑞金合影。左起:顾作霖、任弼时、朱德、邓发、项英、、王稼祥。

  1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

  5月9日,同项英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反对出卖淞沪协定通电》。

  10月,在江西宁都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受到“左”倾错误领导的打击。会后,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前往福建长汀养病。

  2月上旬,中共临时中央全面推行“进攻路线”,清除积极防御路线在中央根据地的影响,开展了所谓反“罗明路线日,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出卖平津宣言》。

  6月1日,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

  8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作《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

  11月,先后在兴国县长冈乡和上杭县才溪乡调查,写出《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

  同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继续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6月19日,同项英等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出卖华北宣言》。

  11月底,湘江之战中红军遭受惨重损失。30日,随军委第一野战纵队渡过湘江。

  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上,力主红军放弃原定向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被采纳。

  1月15日至17日,出席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实际确立了以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

  3月至5月,同周恩来等指挥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6月,率红一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会合。不久,即同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分裂主义进行斗争。

  10月19日,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西保安吴起镇。红军胜利完成长征。

  12月,出席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阐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同周恩来、彭德怀等二十位红军将领联名发出《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提出关于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具体办法,建议互派代表共同协商。

  6月12日,同朱德发布宣言,对“两广事变”表示支持,提出抗日救国的八项纲领。

  7月至10月,在陕北保安多次会见美国记者斯诺,回答他提出的有关中国革命和工农红军等多方面的问题,并介绍了自己的经历。

  8月10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日,起草《中国致中国书》,呼吁一致抗日。

  12月中旬,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扣留蒋介石。和中共中央分析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派周恩来等往西安参加谈判,促成事变和平解决。

  2月9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中共中央给中国三中全会电》,提出五项国策、四项保证。这个文件实际成为国共合作谈判的纲领。

  4月至7月,在抗日军政大学讲授辩证法唯物论,其中的两节后来整理成《实践论》和《矛盾论》。

  5月,在中国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中国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年,和朱德、周恩来、秦邦宪在延安。

  7月23日,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提出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的方针、政策。

  8月22日至25日,出席在陕北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阐明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任新组成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

  8月25日,同朱德、周恩来联名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随后,指导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日,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全面阐述了对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的意见。

  12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发言,针对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重申和坚持了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政策。

  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讲演。全面分析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批驳速胜论和亡国论,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的总方针。

  1939年,在抗大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上讲线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说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在会上作长篇发言。

  9月29日至11月6日,出席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结论。会议批准以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日,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讲话,号召自己动手,克服经济困难。

  2月5日,在中共中央党校作《反对投降主义》的讲线月下旬,写《五四运动》一文。

  5月4日,在延安青年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大会上作《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

  7月至8月,多次作报告,谴责顽固派制造磨擦,呼吁继续团结抗战。

  9月16日,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谈话,重申对顽固派制造磨擦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

  10月4日,发表《〈人〉发刊词》,阐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克敌制胜的三宝。

  12月21日,为八路军政治部、卫生部编印的《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写《纪念白求恩》一文。

  3月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提出实行“三三制”。

  3月11日,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总结打退第一次高潮的经验,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思想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5月4日,起草中共中央致东南局和新四军的指示,强调必须放手扩大军队,抵抗顽固派的进攻,指出要采取斗争的方针,“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

  6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分析国际形势及对中国抗战的影响,指出:既要警惕顽固派发动突然事变,又要力争时局好转。

  11月,起草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何应钦、白崇禧《皓电》的电报(《佳电》),明确驳斥《皓电》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无理指责。

  12月,同从前线回来到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谈话,强调干部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性。

  1月20日,为中共起草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并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严正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

  5月1日,审阅改写的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发布,规定边区政权建设贯彻“三三制”原则。

  5月8日,起草《关于打退第二次高潮的总结》的党内指示,提出“以打对打,以拉对拉”和争取中间派的策略思想。

  5月19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反对主观主义,阐明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

  9月10日至10月22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

  9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成立以为组长的中央学习组。

  秋冬,先后主持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党的历史文献集。

  2月8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讲线月,在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发表讲线日,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论述精兵简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12月,向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提交《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长篇书面报告,论述“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

  3月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推定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

  5月26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干部大会上作《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

  7月1日,致信康生,指出“防奸”工作应调查研究,分清是非,教育群众,反对“逼,供,信”。

  7月12日,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质问》的社论,揭露顽固派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阴谋。

  9月上旬至10月上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一期间召开的会议,批评王明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会上多次发言并作小结。

  1943年12月9日,和陈云、林伯渠参观陕甘宁边区第三届生产展览会。

  4月12日和5月20日,先后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和中央党校第一部作关于学习和时局的讲演。

  5月15日,通过在西安同代表谈判的林伯渠,提出由他起草的作为谈判具体内容的意见书。意见书就关于全国政治和两党悬案问题,提出二十条意见。

  5月21日,在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被推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

  6月5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

  6月至8月,多次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和驻延安美军观察组成员,阐述中国的抗日政策和国共关系等问题。

  9月8日,在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线日,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率部南下,“以衡山为中心建立根据地”。

  1944年11月,、朱德在延安会见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

  11月,和周恩来等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多次会谈国共关系,并达成五条协定草案。这个协定草案被蒋介石拒绝。

  4月20日,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基本通过经多次作重要修改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4月23日至6月11日,主持召开中国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致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和闭幕词(《愚公移山》),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

  7月,同国民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等六人就国共关系进行会谈。谈到通过民主“新路”,跳出政党、团体兴亡“周期律”问题。

  8月13日,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提出对实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争取国内的和平与民主。

  1945年8月,和蒋介石在重庆合影。经过四十三天艰苦谈判,国共双方代表于10月10日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

  10月10日,《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在重庆签署。11日,回到延安。

  10月17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指出中国革命“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7月4日,作出南线野战军“先在内线日,起草《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

  11月18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第一次使用“人民解放战争”的名称。

  3月18日,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撤离延安,开始历时一年的陕北转战。

  ,国际运动卓越的领导者,大政治家、大军事家。1893年12月26日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中华民族的领袖,伟大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领导人,诗人,书法家。湖南湘潭人。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36~1976),中国中央政治局主席(1943~1945)和中央委员会主席(1945~1976),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49~1954)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54~1959)。